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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05月09日的今天人民解放军解放大

2018-10-12 21:34:38
历史上05月09日的今天: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开始

在207年前的今天,1809年5月9日 (农历三月廿五),德国诗人席勒逝世。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涉外离婚需要什么手续年5月9日),通常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席勒,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他是歌德的挚友,死后和歌德葬在一起。他还是《欢乐颂》的词作者,

席勒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的贫穷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童年时代就对诗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入拉丁语学校学习,但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他所创办的军事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诗人舒巴特曾称这座军事学校是“奴隶养成所”。

在军事学校上学期间,席勒结识了心理学教师阿尔贝,并在他的影响下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等人的作品,这促使席勒坚定的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 1776年开始,席勒就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抒情诗。而且,在军校读书期间,席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反专制思想。1777年,席勒开始创作剧本《强盗》, 1781年完成,次年1月在曼海姆上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的剧院就如同疯人院一样,人们潮水般的涌入狭窄的礼堂观赏戏剧,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席勒就是德国的莎士比亚。  《强盗》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作品中蕴涵的反专制思想深切的迎合了彼时德国青年的心理。此时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发展至高潮,而《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卡尔就是一个典型的狂飙突进青年形象。他不满于专制与格局并存的社会现状,却由无力改变。他追求自由,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挑战,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后却只能悲剧收场。

《强盗》取得成功之后,席勒进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旺盛的创作期。从1782年至1787年,席勒相继完成了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年)、《欢乐颂》(1785年)诗剧《唐·卡洛斯》(1787年)等。

《阴谋与爱情》是席勒青年时代创作的高峰,它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杰出的成果。此剧揭露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生活与宫廷中尔虞我诈的行径。《阴谋与爱情》无论在结构上还是题材上都是德国市民悲剧的典范。席勒摒弃了创作《强盗》时惯用的长篇大论,而是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讽刺。来自市民阶层的人物路易丝与宰相的对话:“我可以为你奏一曲柔板,但娼妓买卖我是不做的……如果要我递交一份申请,我一定恭恭敬敬;但是对待无礼的客人,我就会把他撵出大门!”直接质问德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具有乌托邦色彩。  诗剧《唐·卡洛斯》以16世纪西班牙的宫闱故事为背景,以生动的情节表达作者的理想:通过开明君主施行社会改良。这个剧本是席勒创作风格的转折点,表明他已经由狂飙突进时的激进革命精神转化为温和的改良思想。此后,席勒青年时代的创作宣告结束。

1786年,席勒前往魏玛;次年,在歌德的举荐下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从1787年到1796年,席勒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专事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之中。法国大革命时期,席勒发表美学论著《论人类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曲折的表达了席勒对暴风骤雨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抵触情绪。他主张只有培养品格完善、境界崇高的人才能够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也是在《唐·卡洛斯》中宣扬的开明君主思想的延续。尽管如此,席勒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德国统一和德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的美学研究和社会变革等问题结合得非常密切。

1794年,席勒与歌德结交,并很快成为好友。在歌德的鼓励下,席勒于1796年重新恢复文学创作,进入了一生之中第二个旺盛的创作期,直至去世。这一时期席勒的著名剧作包括《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年)、《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年)、《奥尔良的姑娘》(1802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威廉·退尔》(1803)等等。这一时期席勒创作的特点是以历史题材为主,善于营造悲壮、雄浑的风格,主题也贴近宏大的社会变革题材。  《威廉·退尔》是这一时期席勒的重要剧作。戏剧取材于14世纪瑞士英雄猎人威廉·退尔的传说。这一题材原本是歌德在瑞士搜集到的,他将其无私赠予席勒。席勒从未去过瑞士,却将这一传说诠释得极为生动。瑞士人为了感激席勒,把退尔传说发生地四林湖沿岸的一块极为壮观的巨岩石命名为“席勒石”。《威廉·退尔》以瑞士独立斗争为背景,在歌颂民族英雄的同时也歌颂努力争取民族解放的壮举,在欧洲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

除戏剧创作外,这一时期席勒还和歌德合作创作了很多诗歌,并创办文学杂志和魏玛歌剧院。歌德的创作风格对席勒产生了很大影响。1796年,两人共写了上千首诗歌,而歌德的名作《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第一部也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

总体来说,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古典主义风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经几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时代。

席勒是德国古典文学中仅次于歌德的第二座丰碑。他的代表作之一是历史剧《瓦伦斯但》。这部戏剧实际上就是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民族悲剧的重演,席勒的功绩在于他把这场民族的悲剧搬上了艺术的舞台。

1805年5月,席勒不幸逝世,歌德为此痛苦万分:“我失去了席勒,也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半。”歌德死后,根据他的遗言,被安葬在席勒的遗体旁。

歌德和席勒

歌德和席勒的友谊

就人生境遇而言,歌德和席勒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入窘迫。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他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往,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贫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的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的骨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亡友的思念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籍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坚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歌德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储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多么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馆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歌德和席勒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席勒和歌德同为德国“狂飚运动”的代表人之一,对于政治上的霸权控制极为敏感,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是以艺术家的理想,即艺术的拯救,在席勒的眼睛里,现代社会里粗劣或者懒惰的弊病需要靠艺术上的审美需要来完成。

1791年,席勒生活困苦,身患肺病,外边甚至一度谣传,他已经在贫病中死去。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和史梅尔曼伯爵从这年12月起,每年资助席勒一千塔勒银币,以三年为限。于是在1793年席勒就把他近年来关于对美学的探讨用书信的方式报告给丹麦的公爵,表面上这是对贵族的报答和感恩,但是实际上,《书简》中的言说多数是针对上层社会尤其是关乎社会人自由的政治权贵的一种警策。

可以说,围绕着席勒《书简》中的核心内容是“人性”,他认为人的最高状态是自由,而现世社会中的人经历的周围的影响太大,尤其是国家政治这以公共机器。他认为人容易受到自身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对自由的恐惧,人们甘心情愿投入奴役的怀抱”;“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腐朽的管制而陷入绝望,于是就一跃而落入自然状态的那种粗野放肆中”(第七封信),

他谴责现代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控制住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第5封信),这简直是对现代整个社会的尖锐描述,大概没有人愿意否认“无信仰”、“坏事之间的平衡”这两个词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贴切描述,尽管席勒所指的“现代社会”是两百多年前的封建专制王朝。于是在国家和个人狼狈为奸的状态下,没有人再去讨论谁再奴隶谁?谁的人生是否自由。国家习惯于管制,人们习惯于被管制,这就是现世社会波澜不惊的原因。

“大多数人由于与穷困战斗已精疲力竭,因而无法再抖擞精神去同谬误进行新的,更加艰苦的斗争。只要能避开思维的艰辛,他们就感到满意,因此他们很乐意让别人来监护他们的概念。假使他们心中激起更高的需要,他们就怀着信任的心情激切地攫取国家与教会为这种情况准备好了的公式”(第8封信)

这种上层陷入腐朽,下层陷入粗野的状态,极为让对人性能够充分理解的诗人气愤,他觉察出这个时代的弊病,并且以一个天才所具有的不配合,不服从,不尊重的态度去强烈的反抗。早在那个时代,他就提出了真正的完满的人性是自由,要实现这样一种自由必须通过美,只有美才能造就完满的人,只有完满的人才能够懂得美,而这种美,介于感性的冲动和形式的冲动之间,&mdash民间借贷案件的立案;—游戏冲动,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够让人不处于一种因为人性的缺失而流于的紧张状态和疲软状态,真正的游戏冲动能够调和感性和理性,能够拜托紧张,恐惧,以及乏味的外在扭曲,从而真正达到一种完满的和谐,席勒指出这种和谐在希腊社会的人生状态中极容易被发现,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具有如此崇高的品性。

为此,席勒在他的理论构架中指出人们应该经历这样的三个层次,物质层,审美层,伦理层,这也是人们从感性的泛滥到达理性的和谐的唯一道路,在完成审美教育之前就走向伦理走向理性,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误导,席勒指出“倘若伦理性格只靠牺牲自然性格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就证明还缺乏教化;倘若一部国家宪法只有通过泯灭多样性才能促成一体性,那样的宪法就还是非常不完善的”(第4封信),这难道不是我我们自己的现状,在伦理层完全渗透导各个层面甚至审美本身的时候,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因为缺乏多样性的一体性而陷入毫无生气的颓废状态。大概这也是专制国家的通病。

通过美和善来实现人性的完满,这是席勒的基本思想。但是与此相关的是,席勒认为在“崇高”这个范畴面前,她们又是无比软弱的。他说“美的和善的,但又是软弱的灵魂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总是迫不及待地强求它的道德理想成为实存,一旦道德理想受到阻碍就会引起它的痛苦。这样的人仗自己可悲地依附于偶然,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给物质在道德和审美事物中的地盘太大,他们经不起最高的性格与趣味的考验”。(《论崇高》)所以席勒认为在审美这个急救的范畴里,“崇高”是实现人性自由的最高范畴,因为它所带来的不是道德的,而是人本身的,不是纯粹感性的,而在矛盾之中,因而也是更接近于理智层面的。  在中国的审美层面中,可以说,“崇高”这个概念是十分缺乏的,更多的是“美”和“善”脆弱而忧伤的呈现,所以从这个层次上说,我们看到的那些人性无限张扬和扩散的星火,更多地来自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传说中的希腊传统。从纯艺术的角度上说,我们在用伦理弥补我们对于审美的缺失,这是实现人性完满所致命的东西,也是与政治上的强制相辅相成的。

然而,席勒是以一个艺术家的个体去揣测整个社会群体,审美教育对于天生愚钝而肤浅的人,或者理智而洞见深远实际的人,(即便他们不陷入贫穷)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的是,审美教育只能在少数有上帝赋于“审美潜质”的人中展开,在他们还没有变成精神上的敏感者和感性上的忧伤者之前。还有一点,人性的自由以伦理层面为终结是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理解的,自由既然涉及到游戏,那么它所展开的界域应该是宽泛的,在实现美之前是不能实现真正的伦理,但是在实现真正的伦理之前也是不能够实现真正的美的,所以与其说二者是前后的顺序,不如说是一种和谐的相互调适的状态。用西方惯用的话说,就是和谐。

尽管有上面的疑问,但一种理论的系统性也总是为了给攻击的人竖立靶子,他最终要告诉的是,人不是怠惰的蠢猪,也不是时刻处在紧张和可怜状态的美丽的野鹿,人是人本身,一个懂得美,懂得自由,懂得调适自己的感性和理性,张开自己的想象和外在形式的完满的人。

在136年前的今天,1880年5月9日 (农历四月初一),加拿大著名报人布朗被杀。

布朗,1818年11月29日生。1837年从英国到纽约市,1843年移居多伦多,创办《旗帜报》。次年发行《环球报》。1857年选入加拿大议会,重建加拿大西区自由党,翌年出任总理。1865年12月因反对加美互惠条约辞去政府职务。1873年入参议院,次年参加加美新互惠条约谈判。此后专心办《环球报》。1880年5月9日被报社解雇人员枪杀。

在122年前的今天,1894年5月9日 (农历四月初五),“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出生。

证券分析大师杰明·格雷厄姆

他的金融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他被人们称为“华尔街教父”,他就是“一代宗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年5月9日出生于伦敦。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伴随着美国的淘金热潮,随父母移居纽约。格雷厄姆的早期教育是在布鲁克林中学完成的。在布鲁克林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对文学、历史有着浓厚兴趣,更对数学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他喜欢数学中所展现的严密逻辑和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的理智对于以盲目和冲动为特色的金融投资市场来说,永远都是最为欠缺的。

从布鲁克林中学毕业后,格雷厄姆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14年,格雷厄姆以荣誉毕业生和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格雷厄姆需要找一份报酬较为优厚的工作,为此,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在卡贝尔校长的力荐下步入了华尔街。

1914年夏天,格雷厄姆来到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做了一名信息员,主要负责把债券和股票价格贴在黑板上,周薪12美元。虽然这份工作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低等的职业之一,但这位未来的“华尔街教父”却由此开始了他在华尔街传奇般的投资生活。事实上,格雷厄姆的能力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被升职为研究报告撰写人,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简洁而富有逻辑的文风。

证券分析

在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格雷厄姆开始全面熟悉证券业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知识,了解包括证券买卖程序、行情分析、进货与出货时机、股市环境等在内的实际运作方法。尽管格雷厄姆未受过正式的商学院教育,但这种源自亲身实践的经验,远比书本上的描述来得深刻有力,这也为他日后在股票理论上的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不久,格雷厄姆即被提升为证券分析师。升任证券分析师是格雷厄姆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那个时代,对证券的分析尚停留在较为原始、粗糙的阶段,且投资者普遍认为股票过于投机,风险太大,因此多数人倾向于稳定的债券投资。而格雷厄姆则决定拿隐瞒大量资产的公司开刀。他开始从上市公司本身、政府管理单位、新闻报道、内部人士等多种渠道收集资料,通过对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搜寻那些拥有大量隐匿性资产的公司。

1915年9月,格雷厄姆注意到一家拥有多家铜矿股权的矿业开发公司———哥报海姆公司,该公司当时的股价为每股68.88美元。格雷厄姆在获悉该公司即将解散的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这家公司的有关资料,对这家公司的矿产和股价进行了详尽的技术分析,发现了该公司尚有大量不为人知的隐蔽性资产。通过计算,格雷厄姆准确地判断出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与其实际资产价值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差空间。由此,他得出投资该公司的股票将会带来丰厚回报,并建议纽伯格先生大量买进该股票。纽伯格先生接受了格雷厄姆的建议。当1917年1月哥报海姆公司宣布解散时,纽伯格-享德森-劳伯公司从这笔买卖中赚取了数十万美元的利润,其投资回报率高达18.53%。

随后格雷厄姆应一些亲戚、朋友之邀开始尝试为私人做投资。刚开始时,格雷厄姆所操作的私人投资确实获得了良好收益,但一年后发生的“萨幅轮胎事件”却给格雷厄姆上了生动一课。自此,格雷厄姆得出了两点经验:一是不能轻信所谓“内部消息”;二是对人为操纵市场要保持高度的戒心。

格雷厄姆

1920年,格雷厄姆荣升为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的合伙人;1923年年初,格雷厄姆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格兰赫私人基金,资金规模为50万美元。格兰赫基金运作一年半,其投资回报率高达100%以上,远高于同期平均股价79%的上涨幅度,但由于股东与格雷厄姆在分红方案上的意见分歧,格兰赫基金最终不得不以解散而告终;1934年年底,格雷厄姆完成了他酝酿已久的著作《有价证券分析》,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证券分析大师和“华尔街教父”的不朽地位。在书中,格雷厄姆提到,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遵循两个投资原则:一是严禁损失;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根据这两个投资原则,格雷厄姆提出了两种安全的选股方法:第一种选股方法是以低于公司2/3净资产价值的价格买入公司股票;第二种方法是购买市盈率低的公司股票。当然,这两种选股方法的前提是这些公司股票必须有一定的安全边际。《有价证券分析》所阐述的计量分析方法和价值评估法使投资者减少了盲目,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这本著作一出版即震动了美国和华尔街的投资者,一时之间,该书成了金融界人士和投资界人士的必读书目。

1956年,在华尔街仍处于上升趋势之时,在华尔街奋斗了42年的格雷厄姆却决定从华尔街隐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接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不得不宣布解散。格雷厄姆在解散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后,选择加州大学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他想把他的思想传播给更多人。

格雷厄姆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所创立的证券分析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他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如沃伦·巴菲特等人在华尔街异军突起,成为了新一代的投资大师,并延续着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说。

巴菲特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给投资者的六大忠告:

一、做一名真正的投资者

格雷厄姆认为,虽然投机行为在证券市场上有它一定的定位,但由于投机者仅仅为了寻求利润而不注重对股票内在价值的分析,往往容易受到“市场先生”的左右,陷入盲目投资的误区,股市一旦发生大的波动常常使他们陷于血本无归的境地。而谨慎的投资者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策,所冒风险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

二、注意规避风险

一般人认为在股市中利润与风险始终是成正比的,而在格雷厄姆看来,这是一种误解。格雷厄姆认为,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而获得利润,甚至是无风险而获利,这在实质上是高利润;在低风险的策略下获取高利润也并非没有可能;高风险与高利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往往是投资者冒了很大的风险,而收获的却只是风险本身,即惨遭亏损,甚至血本无归。投资者不能靠莽撞投资,而应学会理智投资,时刻注意对投资风险的规避。

三、以怀疑的态度去了解企业

一家公司的股价在其未来业绩的带动下不断向上攀升,投资者切忌盲目追涨,而应以怀疑的态度去了解这家公司的真实状况。因为即使是采取最严格的会计准则,近期内的盈余也可能是会计师所伪造的。而且公司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公司核算出来的业绩也会造成很大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仔细分析这些新产生的业绩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还是由于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带来的,特别是对会计报告的附加内容更要多加留意。任何不正确的预期都会歪曲企业的面貌,投资者必须尽可能准确地作出评估,并且密切注意其后续发展。

四、当怀疑产生时,想想品质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家公司营运不错,负债率低,资本收益率高,而且股利已连续发放了一些年,那么,这家公司应该是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对象。只要投资者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该类公司股票,投资者就不会犯错。格雷厄姆同时提请投资者,不要因所持有的股票暂时表现不佳就急于抛弃它,而应对其保持足够的耐心,最终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五、规划良好的投资组合

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应合理规划手中的投资组合,手中资金可视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变化而灵活分配其比重。当股票的盈利率高于债券时,投资者可多购买一些股票;当股票的盈利率低于债券时,投资者则应多购买债券。当然,格雷厄姆也特别提醒投资者,使用上述规则只有在股市牛市时才有效。一旦股市陷入熊市时,投资者必须当机立断卖掉手中所持有的大部分股票和债券,而仅保持25%的股票或债券。这25%的股票和债券是为了以后股市发生转向时所预留的准备。

六、关注公司的股利政策

投资者在关注公司业绩的同时,还必须关注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一家公司的股利政策既体现了它的风险,又是支撑股票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家公司坚持了长期的股利支付政策,这表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体质”及有限的风险。且相比较来说,实行高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而实行低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只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投资者应将公司的股利政策作为衡量投资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116年前的今天,1900年5月9日 (农历四月十一),义和团深入京城清廷频令严禁。

义和团贴在北京街头的传单

1900年5月9日,清廷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上谕:“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京城内外,地面辽阔,居民众多。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17日,清廷再发上谕:“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遥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外,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办理。仍将筹办情形,先后复奏。并著裕禄一体严禁。”22日,清廷因“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谕令裕禄严格约束兵丁。26日,京城四处张贴义和团揭帖,声言翌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29日和30日,清廷再三谕令各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与屠杀。

在115年前的今天,1901年5月9日 (农历三月廿一),20世纪第一次股市暴跌。

1901年5月9日,今天是1803年以来华尔街证券日跌价最猛烈的一天。那些以往有理智的人们,拳脚相加,竞相抛售价格猛跌的证券。

行情大约在下午一点钟开始下跌。收盘时,一些证券价格已经下跌了整整20点。

形势紧迫,银行家们一直商讨到夜晚,寻找办法以防止整个金融界的大灾难。虽然对这一下跌已有所预料,但还是使许多人大大地吃了一惊。人们都注视着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非凡的上升趋势。他们在3天以内便上涨了70点,并仍保持不衰的势头。就在这灾难性的一天结束时,他们还净增16.5点。

在112年前的今天,1904年5月9日 (农历三月廿四),非洲大陆探险家亨利斯坦利去世。

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

1904年5月9日。非洲大陆探险家、冒险家和新闻记者亨利-斯坦利爵士今天在伦敦逝世,终年63岁。斯坦利给人留下的最深记忆也许是35年前他在中非洲寻找失踪的大卫-利文斯顿的故事。经过8个月的艰苦跋涉,斯坦利终于在坦噶尼喀湖地区找到了已病得不能动弹的探险家。当时斯坦利向这位探险家若无其事地打招呼说:“我看你就是利文斯顿吧。”但斯坦利没有能够说服利义斯顿返回欧洲,于是决定留在中非,同他一起进行探险。

在后来的一次远征中,他多次遭到食人土人的袭击,却幸免于难。他发现了尼罗河的几处源头,对流经中非大部分地区的刚果河进行了考察。斯坦利还帮助建立了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自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于1895年被选入议会,并于1899年被封为爵士。

在105年前的今天,1911年5月9日 (农历四月十一),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 盛宣怀接受四国贷款。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收归国有的铁路线包括: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汉口至广州的粤汉线、北京经张家口至恰克图的京恰线、北京经齐齐哈尔至珲春的东干线和成都至汉口的川汉线。其中,川汉铁路从1903年起,经四川绅民极力争取,至1907年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则在湖南、湖北、广东绅民争取下,于1905年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此后,3省绅民大举筹款,并开始自筑。

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

5月20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2路修筑权和2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此举,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更为激荡不安,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

全国各地集会频仍,清廷政策遭到广泛谴责。

参加湖广铁路借款谈判的四国银行团代表

讽刺四国银行团用心的漫画《铁路之险象》

在101年前的今天,1915年5月9日 (农历三月廿六),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

自中日谈判“二十一条”起,中方不断泄露谈判内容,以期触动各有关协约国,让它们给日方施加压力。但各协约国担心日本与德国议和,同时顾及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对日本的行为并不加干涉,只是通过国际压力,迫使日本删去了对各国有威胁的内容。

因失去列强支持,又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的利诱下,袁世凯同意接受“二十一条”。8日下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各政府大员均迎合袁世凯的意见,仅段祺瑞表示要以武力相抗,但袁世凯以国力未足,加以拒绝。

25日,中方代表陆征祥和日方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了“中日条约”和换文。

在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接着,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运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

5月24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在城内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国民大会,“征集众意电请中央停止签字”,到会者七八千人。郑汝成派军警到现场镇压。大会代表至制造局表达众意,要求电达“政府毁约力争”,又被拘押营仓。次日,仍在九亩地召开大会,郑汝成再派军警前往“弹压禁阻”。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时报》刊载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血书:“五月九日永记勿忘。”

在97年前的今天,1919年5月9日 (农历四月初十),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后,受到热烈欢迎

1919年5月7日上午,在5月4日被捕的32名学生,因各方出面保释,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攻击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5月9日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辞而别,离京出走。

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当日,北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召集代表会议,议决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恒大解放碑中心决议,推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

历史点评: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2010年5月9日 (农历三月廿六),莫斯科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

2010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举行。

2010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盛大阅兵式9日上午在首都莫斯科隆重举行。

北京时间13时50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普京以及前来观摩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步入观礼台。14时,阅兵式开始,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方队在士兵护卫下首先通过红场接受检阅。

阅兵式分历史和现代两个部分。参加今年红场阅兵式军人人数超过1.1万人,受阅重型武器装备共161件,参加空中展示的飞机共127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2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庆典。

5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会见曾参加战争东北战场战斗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这是胡锦涛为老战士颁发和平奖章。

白杨M导弹部队通过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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